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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遏制法官和律师间利益输送的路径
珠海律师网 2011-05-19

孙  敏    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       贺欣雨    暨南大学法学系

摘要:法官、检察官、律师、公安干警被喻为“法治的四大车轮”,法官与律师更是共同推进司法进程的主力,一个国家的法治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对公检法机关以及律师的信任。在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特殊时期的今天,法官与律师作为法治进程中的两个重要群体,由于缺乏有效隔离和引导,给双方进行不正常交往创造了可乘之机。出于非正当利益而形成的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利益输送行为,对构建法治社会产生了种种不利影响。本文以“利益”作为研究法官与律师不正当关系的切入点,试图通过分析两者不正当利益输送关系产生的根源,寻求合理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法官;律师;利益;利益输送;路径

 一、法官和律师的关系现状分析
        在中国的司法实务中,法官和律师的关系一直都很微妙。有的时候,法官和律师水火不容。云南玉溪市澄江县法院某法官因不满律师在庭审笔录上的签字,把律师铐在篮球架上40分钟。北京律师王令在天津南开区人民法院被该院行政庭庭长掐住脖子殴打。然而,抛开这些极端的现象,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些律师同法官结成不正当的利益共同体,做出损害国家利益和当事人利益的行为。此类行为主要表现为:法官私下接触会见律师,为律师介绍代理、辩护等法律业务,向律师泄露案情或为律师打听案情,向律师“借用”交通工具,接受律师的吃请或由其支付的高档娱乐消费,到律师处报销应当由自己支付的各种费用等。这种法官与律师之间不正常的关系现象,也就是通常所折射出的“三同”(同吃、同住、同行)和“三案”(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现象。
       对这种关系现象,公众深恶痛绝。从几年前的武汉中院法官腐败案,到安徽阜阳中院法官腐败案,都说明法官与律师的“亲密接触”行为是产生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无良法官和“讼棍”律师、“讼托”联手织就了一张“黑网”,使法官手中的审判权、执行权“更具市场化”。律师们以办案法官朋友的身份通过各种途径向法官行贿,其花样繁多,送代金券、购物券、打牌故意输钱等,或者是以代理人的身份介绍当事人直接跟法官私下接触,由当事人给办案法官直接行贿。
        二、关系非正常化的根源
        隐藏在这些现状的背后的“利益”是法官和律师关系中的核心要素。关系的好坏全都围绕着利益展开。何谓利益?利益,是指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和可以享有的有利于自己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事物。其中包含两层内容:“应该享有”是从应然的、道德的角度出发,即从人权的角度而言的;而“可以享有”是从实然的、法律的角度出发,即从可以实现的法定权利的角度而言的。因此,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当与否,评判的标准有二,即道德与法律。道德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关系的支撑,法律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的保障。当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时,法官和律师将以实现个人私利为目标,结成利益共同体,做出损害公众、社会、国家利益的行为。
        具体而言,法官和律师间利益输送行为得以实现的催生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情社会根深蒂固,法治观念薄弱。中国一直是个人情气氛很浓的国家,历来缺少对法制的尊崇与敬畏。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缺少深入贯彻的社会气氛,往往在人情面前大打折扣。从人际关系方面看,“重人情,讲面子”是中国人维系关系的一条准则,人们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人情关系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和资源,而这种传统恰恰为法官和律师间利益输送的行为提供滋生的土壤。
        第二,法律制度不健全,存在较多漏洞。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法律的保底性条款太多,使得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律师为了打赢官司,往往利用金钱等诱饵与法官的权进行交易。律师明白,用钱与法官的权去交易,成本很低,收益却极大;法官也明白,用自己的权换取律师或当事人的钱,风险极小。
        第三,法官律师收入存在较大差距,造成部分法官心理失衡。一些法官认为,同一个案子,法官投入的劳动、精力远远超出律师,但收入却远远低于律师,“同工”没有达到“同酬”,难免心态失衡。为此,某些经不起经济利益诱惑的法官便利用手中掌握的司法权力与律师或当事人进行交易,以弥补失衡的心态。
        第四,惩罚制度可操作性差。由于《法官法》与《律师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加上没有针对性比较强的惩戒程序,特别是没有建立起一套对律师与法官不正当关系的认定与惩戒机制,导致对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违法与违纪的惩戒不规范,具有较多的“人治”色彩,大大降低了惩罚制度对不正当利益输送行为的震慑力量。
       总的来说,法官掌控国家公共权力,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然而,法官不能通过案件处理本身获得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律师代理案件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利益,但本身并没有公共权力行使权。在这样一种双方都有个人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下,公权力的交易便成为法官与律师之间利益输送的诱因。在缺乏对权力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当案件的审理能够为双方的不正当利益诉求提供一个适当平台的时候,权力寻租和利益诉求就会结合,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也将被扭曲,不正当的利益输送行为便会出现。
       三、遏制利益输送的路径
       我们知道,道德与法律是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当与否的评判标准。因此,我们将试图从道德和法律两方面来探索遏制法官与律师之间不正当利益输送的路径。
      (一) 提高法官和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
       第一、 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
       恩格斯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      法官的职业道德是适应国家审判工作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是升华了的社会道德与伦理。法院代表着社会的正义,法官是行使法律的代言人。因此,社会应该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提出更高的标准。司法审判权是调节社会各种矛盾的最终裁判权,法官审判权的行使对当事人的影响重大,有时甚至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或整个家庭,进而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法官应该强化自身责任感,严格约束与规范自身行为。
       首先,法官应信仰法律和坚守法律。如果作为裁判者的法官都不信仰法律,那么要求公众信仰法律便成无稽之谈。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都有义务服从法律。
       其次,法官应该公平、公正地对待案件的每一方当事人。法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收取贿赂,偏袒其中一方。在审判过程中,应始终保持中立、超然的姿态,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使公正裁判所形成的价值判断逐渐融入社会价值体系。法官职业道德最核心的是公正,最关键的是廉洁。廉洁是围绕公正这个核心的外在表现,是实现司法公正地前提和保证。法官是整个审判过程中的关键主体,只要法官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利益输送将很难实现。
       第二、 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
       众所周知,人情关系在中国司法诉讼的重要性远强于律师本身的专业知识。一些律师违背职业道德,与法官拉关系,希望法官给自己介绍一些案源,希望法官的“天平”向他这边倾斜,帮他打赢那些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官司,还将其收取的代理费与法官按比例分成。正是因为这一小部分律师的做法,对中国律师职业的名声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因此,律师本身必须保持清廉与诚信的品德。我国《律师法》和《律师道德规范》对此有明确规定:律师在执业中必须廉洁自律,律师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如果律师不能坚守职业伦理和道德底线,提供一些以获取私利为目的的法律服务,就不仅会腐蚀自己的心灵,而且会使社会的真理、公平、正义遭到严重的践踏。另一方面,诚信是律师最重要的品德。当事人委托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表明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项存在困难,需要得到法律服务。当事人按照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所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更多是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信任。对一名律师来讲,信用就是一种向当事人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对自己提供的法律服务之后果负责的道德感。《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五条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事实上,无论是律师本人还是律师事务所,要生存,要发展,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诚实守信,信用是律师最重要的资本。
       因此,加强对律师职业道德的规范是今后司法局、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重点之一,定期开展自纠活动,会起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效果。除此之外,开展执业律师的培训过程中多向律师宣传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以强化律师的纪律意识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健全相关法律和制度,强化对法官权力之监督
       近代中国法律发展时间较短,因而很多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我国法制建设极不健全。为了避免律师和法官之间的利益输送关系,应着手从以下的方面改革。
       第一、细化律师与法官关系的规范体系,完善惩戒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出台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全文一共用了25个“不得”、13个“应当”,如“律师不得违反规定单方面会见法官”、“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不得借法官和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赠送礼品”等,基本上囊括了法官和律师可能发生的所有关系。
       然而,单凭这部规定本身并还不足以对法官与律师关系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不少律师和法官都是同校毕业,可能还是同班同学。笼统的“不得”,管不住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我们应当细化法律规定中的惩罚措施和程序。使律师和法官对违反规定的严重后果依据足够的重视,增强规定的警示和威慑作用。此外,遏制法官与律师不正当利益输送的关键在于将惩罚措施付诸实施,真正实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要对违反法律规定和职业道德的法官和律师,依照法定程序给予相应惩罚,违反法规情节严重者,要有足够的魄力剥夺其从业资格。
       此外,还应该修改现行的有关法律,明确律师与法官在诉讼中的平等地位,完善律师会见、调查取证、阅卷的有关条款之制度;明确律师、法官的定位和特质以及相关的行为要求。完善规范法官和律师关系的司法解释,增强可操作性,努力建立符合司法活动规律、体系完善、具有操作性的约束律师与法官关系的规范体系,进一步完善法官和律师的行为准则。
      第二、法官与律师必须要实现良性互动。
      遏制法官与律师间不正当利益输送不能也不可能机械地通过断绝两者联系来实现。正如大禹治水,两者关系应当通过“疏”和“堵”的结合来调整。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法官与律师在法律职业能力学习与提高方面的有益合作,提倡工作中的正常交流,建立相对稳定的沟通联系机制,以法律职业者协会、开设学术论坛、召开法律研讨会等,以“疏”的方式协调两者关系,为双方良性交流创造更多机会。另一方面,我们要遏制律师与法官间的不正当利益输送,把不正当的利益输送途径“堵”死。我们应明确禁止诉讼中的非正常的交往,减少生活中的不必要交流。制定严格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禁止性规范,包括禁止办案法官和代理律师在非办公时间或非办公场所私自接触,禁止法官和律师在诉讼中发生各种形式的金钱关系。这其中,严格遵守职业回避的法律规定,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也是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的重要方式。
      第三、利用社会舆论和信息技术强化监督机制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强化社会监督,完善惩戒机制是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要真正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增强司法活动的透明度,把司法活动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把自我监督、内部监督、行业自律、权力监督、当事人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
      从有关部门来看,可以建立一个技术先进、功能完善的“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凡是涉及律师在执业中贿赂法官、法官私自单方面会见当事人及委托的律师等都可以按有关规定纳入“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数据库,逐步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 ,增加不正当利益输送关系的震慑力量与“违规成本”。
      从社会舆论监督的角度而言,应该尽快建立规范的行之有效的网络举报制度,扩大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体现国家遏制法官律师间不正当利益输送行为的决心的同时,增强公众对法治社会建设的信心。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社会舆论监督公共权力的途径被极大地拓宽。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对社会不公平和腐败现象进行曝光与揭露,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法官和律师的监督力度和监督积极性。因此,有关机关应该抓住契机,建立并完善以法制保障为前提的网络举报制度,为社会公众提供监督法官与律师间利益输送行为的途径,并依据程序对被检举法官和律师进行合理、合法的调查4。
      结语:
      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依法遏制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不正当利益输送行为是维护国家司法秩序与社会稳定的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理性看待律师和法官之间的关系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故既不能仅用道德标准去评判,也不能盲目地否定他们的社会作用。我们应该在提高法官和律师的职业道德,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的同时,切实贯彻落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基本原则,利用法律监督、制度监督、社会公众监督等多种途径不断规范和约束法官与律师的行为,综合解决利益输送的问题,从而捍卫司法权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36页
    2.王春晖. 建立信用中国律师的几点建议.《律师与法制》,2002年第9期
    3.王春晖. 建立信用中国律师的几点建议.《律师与法制》,2002年第9期
    4.张绍明. 律师为何要行贿法官. 《律师与法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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